类别：历史 / 日期：2024-01-27 / 浏览：153 / 评论：0
自清军入关后，八旗兵驻防全国各城镇，以拨给旗地及俸饷为生活之资。定制不准经营农、工、商，且生齿日繁，入不敷出，遂出现生计问题，渐有典卖旗地以求维持者。康熙、乾隆时，曾采取赏赐银两、回赎旗地、增加兵员等办法，予以补救，其生计仍未得到妥善解决。道光、咸丰以后，国家财政拮据，八旗兵丁及家属度日维艰。至辛亥革命，清亡，八旗制度亦不复存在。
内容的重点有三：一、旗人经济来源仰赖旗地和俸饷；二、旗人不得从事仕宦、披甲以外的工作；三、旗人生齿日繁、入不敷出，国家极力设法解决。“生计困难”一词，在清朝几乎成为指涉旗人经济陷入困境的专门词汇，这也是我们对“八旗生计”的一般印象。
十九世纪中期以后，清朝遭遇内忧外患，战乱迭起，造成国家财政危机。咸丰、同治年间，便以削减八旗兵饷作为因应方式之一，包括：饷银折发制钱、搭放制钱发给、减成发放等，自然影响旗人的生计。晚清的笔记、报刊对于旗人生活穷困的记载愈来愈多，但能否据以认为盛清以来生计困难是旗人社会的普遍问题，则有待进一步检验。
旗人的收入，仰赖旗地和俸饷，按身份、职位的高低，国家给予不同的待遇，《大清会典》或《钦定户部则例》皆可见详细规定。这些八旗兵的”世袭罔替“的，也就是他们永远可以靠着这个身份混吃混喝而不用干活，所以就算是和别人没法比，但是凭借着”旗人“这个身份，他们也能在当时过得很滋润，而清政府为了养这些旗人也花了不少钱，至于是否能够维持生活，当因人而异。
据记载，当时最底层的一个旗兵“每个月就能够有2到5两的津贴，这一两银子看似不多，但是大家不要被电视剧骗了，其实古代的一两银子足够一个五口之家两三个月的开销了，因为古代生产力低，又没有很多娱乐活动，所以这一两银子对于一个五口之家是不小的财富了。
而”旗兵“除了这些之外，还有很多的福利，比如一旦出去打仗了，那么旗人不但有双倍奖金，而他们的家人也会得到奖励；而除此之外就是旗人的婚姻嫁娶根本不用他们操心，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很多家庭都在为结不起婚而烦恼，然而在当时旗人结婚都是清朝政府包办的，而家里如果有男丁出生的话朝廷还会额外奖励他们30两银子。
当然，这是普通旗人的待遇，地位较高的就是另外一回事了，以任官的旗人为例，雍正元年至二年间，福州驻防将军宜兆熊，密奏，情愿出资捐造盘枪1,101杆、子母炮28位、挡木20架等军械，并挑选四旗壮丁40名，每名按月捐给饷银1两.
雍正皇帝在朱批中深表嘉许，却言：“但只是你不养家口么？那有许多捐造，实在朕心至于不忍矣”，也认为“捐造太多了，向后若有应添造处，不可捐助，请旨定夺”。宜兆熊奏称，合家不过40余口，所得俸禄养赡有余。据《福州驻防志》载：雍正二年，宜兆熊奏准捐给四旗马上枪兵200名、枪营步兵347名的每年药铅银168.08两；又奏准四旗设立挡木兵80名，于养廉名粮内每年捐给饷银960两。
是时，养廉银制度尚未建立，福州将军的年收入项目包括：俸银：俸银180两、心红纸张银200两。禄米：白米家口3名，折银9两。糙米家口37名，五个月半支本色，米50.875石；六个月半支折色，银53.1125两。额马：20匹，谷、草折银259.2两。养廉名粮：马粮40名，战粮、守粮各30名，本色、折色各半，共支银2,502两、米180石。
《福州驻防志》是新柱在乾隆八年至十三年间担任福州将军时所修，书中详载官兵支领俸饷项目。其中，将军养廉银1,600两，八旗武职养廉在雍正朝属临时的恩赐性质，至乾隆三十三年始有定例，迨乾隆四十二年复更定例，驻防将军的养廉银则由2,000两减为1,500两；“养廉名粮”，即“亲丁名粮”，原为各省绿营武职的津贴，在全面实施养廉银之后废止。又由于宜兆熊捐给军械、饷银，继任者皆循例办理。
因此，宜兆熊年收入为银3,203.3125两、米230.875石，捐款1,128.08两，每年余银2,075.2325两；所得之米以每年人均谷物消费水平2.6石计，约可供89人食用，故能养赡有余。
雍正九年（1731），云贵广西总督鄂尔泰奉召回京出任保和殿大学士兼兵部尚书，眷属仍在云南。雍正皇帝指示两江总督高其倬“仍将云贵广西总督衙门养廉银之项支给，以为用度，务令富足宽裕”。高其倬宣称一年应给12,000两，使稍宽裕；依鄂尔泰的说法，每年2,000-3,000两即已足用，万两则宽裕之至。
经雍正皇帝裁示：“万金实多，今可每月以五百金为数，一年六千两给予”。鄂尔泰在云贵总督任上一年有养廉银17,000两，自陈“素守俭朴，原无奢费，且家口无多，养赡甚易。计一年上下衣食、幕客修金各项，共不及六千两”；返京就任新职，必有幕僚、仆从随行，故留住云南眷属用度额数当属可信。总督、尚书皆为一品大员，岁支俸禄银180两、米90石，另有些许津贴，惟雍正初年始陆续在各省制定养廉银，鄂尔泰在制度实施之前和接任京官之后，单凭俸禄实不足以负担家庭开销。
清朝的俸饷制度沿用明朝，而明朝的官俸过于微薄，被认为是导致官员侵贪、败坏吏治、军政的症结，其弊端也延续到清朝，即使八旗官员的待遇较好，他们在职期间的行为，大概也和汉官相去无几。简单地说，上司向下属索求，州县侵吞钱粮、收受陋规或科派民间，遂成为惯例。康熙皇帝曾言：“所谓廉吏者，亦非一文不取之谓。若纤毫无所资给，则居官日用，及家人、胥役，何以为生？”实为皇帝所默许。
官员在检讨八旗生计问题时，经常提到旗人对国家的依赖。以乾隆朝初年的奏疏为例：御史范咸曰：“士农工商，皆得以自食其力。而旗人所借以生计者，上之者服官，下之者披甲，二者皆取给于大官之钱粮”。户部侍郎梁诗正曰：“旗人无农工商贾之业可执，类皆仰食于官”；御史赫泰曰：“不农不贾，皆束手待养”；直隶布政使沈起元则曰：“未有举数十万不士不农、不工不商、非兵非民之徒，安坐而仰食于王家，而可以为治者”。从这些言论来看，旗人似受到政策的限制，不能从事其他工作。
对于旗人不务农业的原因，早在顺治年间都察院即有奏言：满洲兵丁虽分给地土，而历年并未收成，因奉命出征，必需随带之人，致失耕种之业。往往地土荒废，一遇旱涝，又需部给口粮，且以地瘠难耕，复多陈告，而民地又不便再行圈占。
而雍正朝推动的“八旗井田”，乾隆朝规划的“京旗回屯”，可以说明皇帝不反对旗人务农；且上述范咸等人的奏议，也都是建请应驱策旗人前往边区屯种。
对于旗人不经商的原因，咸丰年间历任督抚的王庆云指出，“今之扼腕八旗生计者，辄曰国有四民，功令独旗人不得经商逐利，故贫困至此，是亦未闻故事耳”，即不了解本朝旧日制度所致。事实上，自入关以来，朝廷为革除前朝强买粮料诸弊，屡次颁布禁止王府商人、旗员家人经商贸易的命令。因此，旗人不治生业，是配合国家的不与民争利、不囤积居奇政策；即便荒废农事，也是为执行征战任务，惟日久却产生抗拒心理。
道光元年，正白旗汉军副都统武隆阿等奏陈：
旗人旧例，并无农工商贾之禁。然旗人之不务农工商贾者，固由于无田地资本，更由于聚族而居，非服官即当兵，食俸食饷，享于尊贵。始则鄙之不屑为，年复一年，性成习惯，竟至为之而耻于同类。……奴才等见各省驻防旗人，多有习于工贾以牟利者，殆非不愿为之也。
可知旗人除仕宦、披甲之外，是“不愿”而非“不得”从事农、工、商业。
八旗官员常以“生齿日繁”为由，向皇帝提出各种改善旗人生计的措施。乾隆二年，御史舒赫德总结生计问题的症结，曰：我朝定鼎之初，八旗生计颇称丰厚者，人口无多，房地充足之故也。今百年以来，甚觉穷迫者，房地减于从前，人口家有什佰，兼以俗尚奢侈，不崇节俭，所由生计日消，习尚日下，而无所底止也。
全在房地日减、人口日多、风俗日坏。韦庆远《论八旗生计》认为，舒赫德的意见只呈现表象，真正的关键在八旗制度本身，国家对旗人采取“全部包养”政策，要求他们只能仕宦、披甲，却无法提供足够的官缺、兵额，于是形成恶性循环，是极具影响力的看法。尤其乾隆初年杭州驻防汉军丁多缺少，甚至有一户二十余口仅赖一份披甲钱粮过活，更足以说明余丁造成的生计问题。
有关八旗丁数的变化，从档案、官书所见有限的资料，略为：顺治五年（1648），34.6万名；康熙六十年（1721），暴增为69.6万名；至嘉庆、光绪年间，则分别有52.3万名、50.9万名；嘉庆朝以后丁数减少，应与乾隆朝实施出旗政策有关。
据《八旗通志》的记载，顺治朝的佐领数为571个，至雍正朝增为1,159个，每增编一佐领，即增加若干的官缺、兵额。另一方面，在京师八旗的编制之外，随著驻防体系的渐次建立，八旗驻防官兵人数也为之扩充。至清末，京师八旗职官计有6,680名，设佐领1,151个，辖兵丁120,309名；驻防佐领817个，编制官兵合计123,963名。
换言之，随著旗丁人数的成长，兵额也从入关之初的10万左右，增加至24万以上，显然国家尝试执行所谓的“包养”政策。况且人口压力是全国性问题，不是旗人社会所独有，而他们却能获得国家政策的保障。
相较于任官的旗人，兵丁的经济来源只有按月支领的固定俸饷，若家庭食指浩繁，生计问题自然严重。兵丁的俸饷包括饷银、饷米、马干三项，视兵种、驻地有所不同。旗人主要挑补马甲，以京师为例，每年可领银36两、米22.2石（可供8人之用），养马则按匹数每匹月支马干折银3两；若挑为位阶较低的步甲，每年只有银18两、米10.6石（可供4人之用）的收入。
上述杭州汉军马甲家庭，俸饷岁支银24两、米30石，必须抚养二十余口，负担极为沉重；惟朝廷另订有驻防武职“丁粮马干”的支领标准，马甲可支领家口7名、马6匹的津贴。其中，家口每口月给米0.25石，杭州驻防马匹每匹春冬每月给豆9斗、草60束，夏秋每月给豆6斗、草30束，合计每年可支领丁粮21石，马干豆54石、草3,240束。
若将马干折银，按雍正元年颁布浙江豆每石1.1两、草每束0.017两的定价，则豆折59.4两、草束折55.08两，合计114.48两。因此，杭州马甲的年所得为银138.48两、米51石，所领之米约可供19人一年食用，该汉军的收入或能勉强支应。
八旗兵丁的俸饷，分饷银、饷米、马干三项，依兵种、驻地的不同而有差异，在康熙朝中期形成定制后，直到清末都未调整。
论旗人生计困难者，多归因于人口日多、物价日昂，以及习于奢靡，但此乃整体社会变迁所致，并非旗人独自面对的问题。又旗人多只知求官候甲，不以百业为事，且其经济压力亦因人、因地或因时而异，并非所有的旗人皆在贫穷边缘挣扎。道光元年，御史佟济奏陈调剂旗人生计，硃批曰：“虽系实在情形，然似是而非。总之，八旗生齿日繁、钱粮有限，其中贫富不一，且善于度日与否，又复不一”，实为“八旗生计”下一注脚。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八旗生计的困难主要源自人口过多、房地资源减少以及旗人对农工商业的禁制等原因。然而，这些困难并非每个旗人都会面对，因为旗人的收入和经济压力因个人身份和职位的不同而有所差异。同时，国家也采取了一些措施来帮助旗人解决生计问题，如增加兵员、赏赐银两等。因此，我们不能一概而论所有旗人都处于困境之中。
旗人的生活状况也受到时代背景和政治经济环境的影响。清朝晚期，国家财政危机，战乱频发，导致经济形势恶化，不仅旗人生计困难，全国百姓也面临着生活压力。因此，旗人生计困难并非旗人社会特有的问题，而是当时社会整体面临的挑战。
总而言之，八旗生计问题是清朝社会复杂的经济现象之一。它涉及到个体旗人的职位、身份、待遇，以及整个社会的经济状况、政策制度等因素。要真正了解旗人生计的困境，需要综合考虑各种因素，并进行深入的研究和分析。
发表评论 / 取消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