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尺门的辩护人》：现实主义创作可以达到怎样的深广度

类别：影视 / 日期：2023-08-09 / 浏览：233 / 评论：0

注：本文有剧透

台湾省又出电视剧佳作。新近完结的8集连续剧《八尺门的辩护人》，已经连续两周登顶豆瓣华语口碑剧榜单的NO.1。《八尺门的辩护人》改编自唐福睿的同名获奖小说，由唐福睿自编自导。唐福睿曾是律师，跨行写影视小说，之后又跨行成为导演，干一行，行一行。

《八尺门的辩护人》海报

八尺门位于台湾省基隆市正滨渔港附近，曾是台湾阿美族人的聚居地。故事由一起发生于八尺门的灭门惨案说起，阿美族船长一家三口，被20岁的印尼籍渔工所杀。公设辩护人佟宝驹（李铭顺 饰）受命为印尼籍劳工辩护，却不料随着案件的深入，牵扯到盘根错节的势力。

由一起灭门惨案切入

外籍劳工为何犯下灭门惨案？他是有预谋的吗？真相到底如何？……如果观众带着这些疑问进入剧集，恐怕会感到失望；真相当然是重要的，只是真相并非剧集的呈现重点，剧集的重点是通过该不该让杀人犯死刑（“杀或不杀”）的博弈，剖析台湾社会族群、外劳、资本、政治等议题。

为死刑犯辩护的公诉辩护人佟宝驹（李铭顺 饰）

佟宝驹代表的是“不杀”的一方。作为公设辩护人，佟宝驹本身就有义务为外籍劳工辩护；他在调查中，亦发现本案存在的诸多疑点……而从私人角度来说，佟宝驹老油条的形象下一直有着未被泯灭的正义感，他全力为外籍劳工辩护也出自一种“同为弱者”的共情。

之于台湾省的汉族人群而言，阿美族是少数族群，也是弱势人群；但对于台湾省的人而言，外籍劳工就成为少数人群和弱势人群……佟宝驹的成长过程中，当族人遭受伤害时，很少有人为族人辩护，也出于这种愤怒，佟宝驹拼命挣脱族群，成为公诉辩护人的他终于“融入”台湾的主流社会，拥有为弱者发声的机会。

但这起命案的复杂性在于：船长一家是阿美族人，是佟宝驹的族人，甚至船长是佟宝驹的远亲。一向团结的族人，对灭门惨案义愤填膺，自然也就对佟宝驹替杀人犯辩护感到不解和愤怒。佟宝驹的父亲劝说佟宝驹放弃辩护，既来自族人的压力，“不帮自己人，比狗还不如”；也源于父亲年轻时的境遇，父亲曾因遭遇不平愤而杀人，父亲深知制造不平的人的庞大势力，担忧佟宝驹是蚍蜉撼大树，“站在陆地上，才知道摇晃的是自己”……

佟宝驹的工作不为族人所理解

这时，剧集经由“杀或不杀”触及的是台湾省的族群问题。

不仅仅是民众关注这起灭门惨案的判决，台湾省法务事务主管部门的负责人陈令秋（潘仪君 饰）也密切关注。陈令秋是佟宝驹的前女友，两人在大学时代曾是恋人。陈令秋并不太在意案件本身的是非曲直，她关注的是“废死”（废除死刑）议题，她支持“废死”，但台湾省主流民意坚持死刑。陈令秋希望这起灭门惨案可以成为她推动“废死”的契机，所以她一路不断“帮助”佟宝驹，提供辩护策略或者一些被隐蔽的关键信息。

陈令秋（潘仪君 饰）是非常有手腕的政客

在这里，剧集经由“杀或不杀”，指向的是台湾省争论不休的“废死”话题。

有人争取让杀人犯免于死刑，但更多人希望杀人犯尽快被处以极刑。比如渔船所隶属的渔业公司的洪老板，他的渔业公司在鱼类的捕获量上在全球名列前茅。事实上，印尼渔工愤而杀人，与个人在渔船上遭遇的非人待遇相关，而渔船上的外籍劳工普遍遭到残酷的压榨，并且，渔业公司一直滥捕，从事走私、洗钱等肮脏勾当，甚至涉嫌杀人。洪老板要求杀人犯“一定要死”，他担心如果凶手开口说话了，渔业公司的各种非法行径会遭到曝光。

渔业公司老总认为杀人犯“一定要死”

经由“杀或不杀”，《八尺门的辩护人》揭开台湾渔业资本肮脏的一面，披露了台湾外籍劳工的生存困境。

面对陈令秋的咄咄逼人，洪老板并无怯色，因为他的势力早就渗透到台湾执政党的高层，毕竟选举就是烧钱，有赖于这些大资本家的支持。执政党的“总召”蒋德仁（台湾地区民意代表总召集人被称为“总召”）早已成为洪老板的爪牙。

蒋德仁与陈令秋又是各取所需的情人关系。陈令秋透过蒋德仁推行她的“废死”理念，蒋德仁则透过陈令秋了解灭门惨案的推进过程，并对陈令秋“威逼利诱”，要求她不要再插手灭门惨案，让凶手尽快被执行死刑。

政客拿人钱财、替人办事

由此，“杀或不杀”便管中窥豹、可见一斑，揭开台湾省政治博弈机关算尽的阴暗一角。

豆瓣上有观众说，《八尺门的辩护人》“难看”，并不是说这部剧差，而是说这部剧并不那么容易进入。确实如此。因为剧本看似有通俗的悬疑推理外壳，但编剧经由这起命案延伸出存在于台湾社会的多个复杂议题，纵横交错、千头万绪，它没有浮于表面、沦为社会问题的简单罗列，而是比较自然地编织到情节中去，并直击问题要害。

以上这一切，让《八尺门的辩护人》成为一部不错的剧集。

但它能“封神”——被誉为台湾省写实题材创作的新高峰，更多得益于最后两集的设定，高开神走，让这部剧的各种议题最终收拢为台湾省政党的民意操弄，窥见政治博弈的深不可测，以及政治野心家究竟有多么狠心辣手。

佟宝驹获得了一个“不杀”的核心证据——印尼劳工的护照信息有误，他犯下命案时尚未成年，这也就意味着他完全可以不必执行死刑。佟宝驹立即将这个消息告知陈令秋，要求再审，陈令秋让佟宝驹不要声张，她会处理好一切。

实际上，因为陈令秋强力推行“废死”，已经损害了更高的政治人物的选举利益，蒋德仁对陈令秋放出狠话：假若灭门惨案凶手不死，那么她的“部长”之位就难保。

蒋德仁此举也有他的政治算计。因为他酒后闹事的丑闻，为了避免被政党抛弃，他打算推动反对“废死”议题的“公投”，利用台湾省民意反对“废死”来为政党博取声量，同时转移公众对自身丑闻的焦点。

台湾省政客利用民意来转移自身丑闻

如此一来，未成年人杀人犯明明可以不死，陈令秋明明如此强烈地反对死刑，她仍然签署了死刑执行书。这里也就有了全剧最骇人听闻的一句台词：“不杀，就不能阻止继续杀；如果必须要杀，那就要杀在最好的时刻。”

陈令秋试图“以死废死”

也即，哪怕未成年杀人犯可以免于死刑，也丝毫改变不了台湾省民众反对“废死”的民意，他虽“不杀”，但“杀”仍在继续；而既然陈令秋为了自己的政治利益，必须以未成年杀人犯的生命为代价，那就杀了他，并且要将他的“错杀”所带来的利益最大化，这也就是所谓的“杀在最好的时刻”。一条人命在政治斗争中就这样交易了。

果不其然，在匆匆且偷摸地将杀人犯处死之后，杀人犯是未成年人的消息才第一次宣之于众，台湾省法务事务部门还假惺惺地表态要查出信息泄露来源，而陈令秋煞有介事地在记者会上致歉，脸上闪过不为人所留意的笑意，因为她达到了她的目的——“以死废死”，她以“错杀”论证了“废死”的必要性，也直接影响了之后关于“废死”的“公投”。虽然民意对死刑的态度并非发生根本扭转，但赞成“废死”和废票的比例也达到最高，成为台湾省“废死”运动的最大突破。

成功玩弄民意的政客，脸上难掩笑意

固然佟宝驹才是《八尺门的辩护人》当之无愧的第一主角，他也是正义力量的化身，但陈令秋才是《八尺门的辩护人》刻画得最为深刻复杂的角色，由一个女性来承担这样的功能更显难得。在采取选票制度的机制中，政治人物为了讨好选民、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可以虚伪到怎样的地步，在陈令秋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而民意的操弄又是可以多么地“神出鬼没”“鬼斧神工”，经由陈令秋和蒋德仁的运作也可见一斑。《八尺门的辩护人》由此成为华语剧集里少见且顶尖的政治剧。

当然，这部剧的一些缺点也很明显，比如新人替代役的戏份总体寡淡；再比如剧集看似以中立客观的态度呈现“废死”与否这一议题，可实际上剧集的价值立场明显偏向于“废死”，其对“废死”的一系列理由又不具备说服力，诸如杀人犯往往是社会弱势群体，他们是社会问题的“结果”，社会应该反思云云……

然而，再完美的社会都会有扭曲人格的人存在；谁也没有权利替受害人的家人谈“饶恕”，不谈受害人的人权，大谈死刑犯的人权荒诞可笑；真有社会问题存在也不该由被害人承担，社会的改进与死刑的存在并不相悖。至于死刑可能杀错人的理由也站不住脚，随着司法的完善，死刑的执行本身就很少也很严谨，死刑的吓阻功能不应舍弃。

《八尺门的辩护人》无法为“废死”提供坚实的理由，这就让佟宝驹的一些台词和理念看似善良正义，却很容易陷入“伪善”“伪正义”的困境中。比如“判决是为了被告存在的，不是为了法官，不是被害人”，佟宝驹好像忘了，被告席上不只有弱者，也有权贵；而大结局时，在未成年杀人犯被处死后，佟宝驹愤慨地呐喊“所有的杀戮都一样”，将杀人犯杀人之“杀”，与杀人犯被处死之“杀”等同，偷换概念且相对主义。

无论如何，《八尺门的辩护人》值得我们以批判性视角欣赏。它是我们透视台湾省政党博弈、民意操控的绝佳透视镜，也折射了现实主义创作可以达到怎样的深广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