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7日 历史上的大事记

明成祖朱棣（1360－l424），朱元璋第四子，初封燕王，镇守北平，握有重兵，势力极大。
1398年朱元璋病死，皇太孙朱允炆即位，是为惠帝，年号建文。惠帝与大臣齐泰、黄子澄策划削藩。皇族内部矛盾迅速激化。
1399年，朱棣援引祖训，以“清君侧”，诛齐、黄为名，誓师北平，举兵“靖难”。建文帝先后派耿炳文和李景隆等率师北伐，都被朱棣军打败。
经过4年“靖难之役”，1402年朱棣攻入京师南京。惠帝不知所终，齐泰、黄子澄、方孝儒均被杀，受牵连者达数万人。
1402年7月17日（明建文四年六月十七日）朱棣即位，是为明朝第三代皇帝明成祖，年号永乐。

江东六十四屯惨案，是沙俄侵占中国领土对中国人民欠下的又一笔血债。
　　江东六十四屯位于黑龙江左岸，从瑷珲县黑河镇对岸的精奇哩往南，直到孙吴县霍尔莫勒津屯对岸，面积约6600平方公里，人口达3万多。其中多数是汉人，也有满族人和达斡尔人。历史上这一带曾有六十四个中国居民村屯，人们习惯地称它为六十四屯。按1858年《瑷珲条约》规定，黑龙江左岸中国人历代居住的六十四屯“照旧准其各所住屯中永远居住”，由清政府官员管理，沙俄“不得侵犯”。显然，即使根据不平等条约的规定，中国政府对江东六十四屯仍然享有主权。江东六十四屯当时归瑷珲副都统管辖。但实际上沙俄早就对这块中国人民所生活和开发的土地垂涎三尺了。
　　沙俄军队在制造海兰泡大血案的同时，1900年7月17日，又把屠刀杀向江东六十四屯。他们到处放火烧房，把搜捕到的数千中国居民，先关在警察总部，然后转移到结雅河边的木厂院子里。从17日到21日，他们把数千中国居民分四批徒步押到海兰泡北边的黑龙江畔。沿途掉队的居民，全部被砍死；到达江边的，就被赶到江中，大都溺死；没有下水的，在江边也全被枪杀。前后遇难的中国居民达2000余人。沙俄侵略军血洗江东六十四屯之后，阿穆尔地区军事长官悍然宣称：“根据《瑷珲条约》规定一直归中国当局管辖的前满洲外结雅地区(即江东六十四屯)及阿穆尔河(黑龙江)右岸为我军占领之满洲土地，已归俄国当局管辖。凡离开我方河岸的中国居民，不准重返外结雅地区。”中国人民长期辛勤开发的田地就这样被霸占，人民被迫离开了自己世世代代居住的家园。
　　伟大的革命导师列宁强烈谴责了俄军在东北所犯下的滔天罪行，痛斥他们“杀人放火把村庄烧光，把老百姓驱入黑龙江中活活淹死，枪杀和刺死手无寸铁的居民和他们的妻子儿女。”并严正指出：“沙皇政府在中国的政策是一种犯罪的政策。”

１９０９年７月１７日，武术大师霍元甲在上海创办近代中国第一个民间武术团体——精武体操会。精武体操会之宗旨为提倡武术、研究体育、铸造强毅之国人。这在国势衰微的清末，尤为切合国人习武强身、振兴国运之思潮。主持会务者多为粤籍商界人士，他们遵霍之意，“技击为根本，以武德为皈依，辅以有益之学科、正当之游艺”，逐步把精武体操会办成社会教育团体。

1917年俄国临时政府成立不久即多次发生危机。它企图通过军事上的胜利来摆脱危机。1917年7月1日，临时政府命令俄国在西南战线发起进攻，结果遭到惨败。消息传来，激起了广大人民的愤怒。17日，在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彼得格勒50多万工人、士兵和水兵上街游行，示威群众高呼“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要求苏维埃中央执委会立即夺取政权。下午2时，彼得格勒军区司令以“维护市内秩序”为名下令部队向示威群众开枪，造成400余人伤亡。临时政府宣布首都戒严，解除工人武装，封闭《真理报》并通缉列宁。临时政府至此完全掌握了政权，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控制的苏维埃成为附庸。七月事件表明，革命和平发展的道路已被堵塞了，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宣告结束。

１９２８年７月１７日，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中国共产党代表瞿秋白、王若飞、周恩来、张国焘、苏兆征、邓中夏等出席大会，大会选举共产国际领导人斯大林、布哈林、蔡特金、库西宁、洛佐夫斯基等和中央代表苏兆征、瞿秋白为大会主席团委员。
　　大会根据布哈林的报告通过《国际形势和共产国际的任务》提纲，首次提出“第三时期”理论。这个理论把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的世界政治形势划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时期是资本主义制度处于严重危机、无产阶级采取直接革命行动时期；第二时期是资本主义制度渐趋稳定、资本主义经济复兴时期，也是无产阶级大军几次严重失败所削弱后继续进行自卫斗争的时期；第三时期是世界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发展，资本主义内部矛盾愈演愈烈的时期。提纲认为目前正处于第三时期。提纲还指出：在中国“反帝斗争不能脱离反对地主和军阀的斗争，也不能脱离反对军阀混战的斗争” ，“只有进行反对中国资产阶级的斗争，只有进行土地革命、没收地主土地、免除农民空前繁重的苛捐杂税的斗争，中国才能获得解放。”在大会通过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运动》的提纲中指出：“在中国，即将来临的革命高潮将重新提出准备和进行武装起义作为党的当前的实际任务。”大会认为，共产国际各支部目前主要的错误倾向是左倾，应当坚决反对右倾和对左倾持调和态度的倾向。在中国，则存在着盲动主义倾向，但一般来说，右倾比“左”倾更甚。这些提法给各国党后来的实际斗争带来了不少危害。

1942年7月，德国法西斯利用英美拖延开辟第二战场的机会，调集了25万人，700多辆坦克和1000多架飞机的兵力，向斯大林格勒方向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企图自此沿伏尔加河北上，从东面包围莫斯科。
　　苏军从7月17日开始，进行了艰苦、激烈的斯大林格勒保卫战。德军每天出动上千架飞机，1000多门大炮，进行狂轰滥炸。8月25日，德军渡过顿河，开始向斯大林格勒发起全面进攻。9月15日，德寇曾一度攻入城西北部的工业区。但是，具有保卫察里津光荣传统的斯大林格勒军民，在斯大林“不让敌人前进一步，用一切力量消灭敌人”的号召下，浴血奋战。每天打退敌人一、二十次冲锋，在大量消耗敌军的有生力量后，于11月19日转入反攻，23日，包围德军主力33万人，1943年2月2日被围敌军全部被歼灭，德军元帅鲍利斯率领24个将军、9万残兵向苏军投降。
　　历时160天的斯大林格勒大会战，以苏联人民的完全胜利宣告结束。德军在顿河、伏尔加河、斯大林格勒地区总共损失了约150万人、3000多辆坦克和3000多架飞机。这一战役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转折点。

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德国投降以后，为了解决处置德国和战后欧洲的一系列问题，苏联、美国、英国三国政府首脑于1945年7月17日--8月2日在柏林附近的波茨坦举行了会议。这是战争期间三国首脑举行的第三次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斯大林、杜鲁门和丘吉尔以及三国的外长等。罗斯福已于4月12日因脑溢血逝世，杜鲁门第一次代表美国参加会议。会议进行中正值英国大选，因此丘吉尔半途回国参加大选，落选后由新任英国工党首相艾德礼及新外长贝文于7月28日参加了最后几天的会议。
　　会议讨论了德国问题、波兰问题、奥地利问题、缔结和约接纳联合国会员等一系列问题，会议的重点是德国问题。经过激烈的争论，会议确定了美、苏、英、法四国管制和处置德国的政治及经济原则。会议规定，彻底铲除纳粹主义和军国主义，消灭垄断组织，在民主基础上重建德国政治生活。关于德国赔偿问题，确定“苏联所提的赔偿要求，将以没收德国境内苏占区的资产及相应的德国国外投资予以满足”。此外，苏联还可以从西方占领区所拆迁的工业设施中无偿得到10%和以商品支付的15%作为赔偿。“美国、英国以及有权获得赔偿的其他国家的赔偿要求，将自西部各占领区及相应的德国国外投资予以满足”。会议还决定，把原德国东普鲁士的哥尼斯堡(今加里宁格勒)及其邻近地区让予苏联。
　　会议在讨论波兰问题时，三国决定承认波兰临时民族统一政府。对波兰西部边界，认为最后划定应待和平会议解决，但“三国政府首脑同意，在波兰西部边界最后划定之前，原德国的东部领土由波兰政府管辖，不得视为苏联在德占领区的一部分”。
　　波茨坦会议还讨论了对日作战问题，并通过了《波茨坦公告》，促令“日本政府立即宣布所有日本武装部队无条件投降”，日本霸占中国的东北、台湾、澎湖列岛等地要归还中国。这项公告是以美、英、中三国共同宣言的形式公布的。后来苏联出兵对日作战时，也正式在《公告》上签字，所以《波茨坦公告》最后成为四国的对日共同宣言。
　　波茨坦会议就意大利和原德国附属国问题、西班牙问题、控制黑海海峡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并重申要审判主要战争罪犯。这次会议是三大国首脑在战争期间召开的最长的一次会议，也是最后一次会议。它对于夺取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具有重大意义，为建立战后新秩序打下了基础，对战后国际关系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１９４７年７月１７日－９月１３日，中共中央工委在西柏坡村召开党的全国土地会议，刘少奇主持会议并作了报告和总结。会议总结了１９４６年５月４日中共中央《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发布以来土地改革的情况，会议通过了《中国土地法大纲》，土地法大纲规定没收地主土地、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是在全国消灭封建剥削制度的纲领。
　　《中国土地法大纲》共１６条。其主要内容：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乡村中一切地主的土地及公地，由乡村农会接收，乡村中其他一切土地，按乡村全部人口，不分男女老幼。统一平均分配，抽肥补瘦；在平分土地时应注意中农的意见，并允许中农保证有比一般贫农所得土地的平均水平略高的土地量；为保证土改的彻底进行和纯洁党的队伍，提高党的战斗力，会议还决定结合土改普遍整顿党的组织。在党内开展以三查（查阶级、查思想、查作风）三整（整顿组织、整顿思想、整顿作风）为内容的整党运动。会议没有形成纲要性总结，“左”倾错误也进一步得到发展。

第2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经济在美国的扶植下，利用朝鲜战争的特殊环境，迅速恢复和发展。至1955年国民经济和工农业生产的主要经济指标均已恢复或超过战前水平，出现经济繁荣的“神武景气”。1956年7月17日，经济企划厅发表题为《日本经济成长与近代化》的经济白皮书，强调日本今后必须依靠技术革新带动经济发展和现代化。此后，日本经济进入高速发展阶段。

索摩查家族，２０世纪３０-７０年代期间在尼加拉瓜实行独裁统治的显赫家族。 老索摩查安纳斯塔西奥·索摩查·加西亚（１８９６-１９５６），曾任美国驻尼加拉瓜海军陆战队翻译、尼加拉瓜国防部长。１９３４年任国民警卫队司令时，暗杀抗美民族英雄桑地诺；１９３６年发动军事政变，夺取政权；１９３７年和１９５６年先后两度出任总统，直至１９５６年被刺身亡。老索摩查死后，他的儿子路易斯·索摩查·德瓦伊莱任总统，直至１９３６年。为缓和尼加拉瓜人民的反抗，在１９６３-１９７６年期间，索摩查家族曾让其代理人担任傀儡总统，自己在幕后操纵。１９６７年路易斯·索摩查的弟弟安纳斯塔西奥·索摩查·德瓦伊莱出任总统，至１９７２年“自愿”辞职，但仍作为国民警卫队司令保留实权。１９７４年大选，再任总统。索摩查家族在国内实行法西斯统治，镇压进步力量，大批逮捕迫害进步人士，成万人惨遭杀害。在外交方面，它同美国签订各种军事和经济协定，使美国直接控制尼加拉瓜的军事和经济命脉。它掌握国内主要产品咖啡、食糖、棉花、畜牧业等生产，霸占全国三分之一耕地，财产多达２０亿美元。１９７９年７月１７日被推翻，历时４３年的索摩查王朝宣告覆灭。

1981年7月17日晚，堪萨斯城的海厄特摄政大饭店四楼门廊的3条混凝土和金属悬挂通道有2条突然落下，造成一幕悲剧。根据最近统计的数字，有111人死亡，188人受伤者的大部分仍在医院抢救。午后7点零8分，1200人至1500人正在门廊和通道跳舞时，4楼通道从天花板悬挂钢筋上突然断裂下来，整个通道像一块大饼一样落到与2楼齐高的过道上。这时挤满了跳舞者和旁观者的这两层通道又整个压在下面一楼门里的人群头上。该旅店是1980年开张的。

1996年7月17日晚，纽约肯尼迪国际机场像往常一样，一片繁忙景象，飞机正有序地进行密度很高的起降。乘坐美国环球航空公司(TWA)800次班机去往巴黎的乘客在办理完登机手续后陆续登上波音747飞机，这架3小时前刚从雅典飞来的飞机在进行了正常的检修程序后，于晚上8时14分离开停机坪，在大约经历了5至10分钟的滑行后，冲向大西洋上空，直飞巴黎戴高乐机场。然而谁也没有料到，一场空难事件即将发生。
8时40分，美国海岸警卫队报告说，这架波音747飞机从他们的雷达屏幕上消失。据目击者称，他们在听到连续猛烈的爆炸声音后跑到屋外观看，只见这架大型客机成为巨大的火球在天空迅速分裂成两块，散落在纽约市长岛附近的水面，飞机上的燃料所引起的大火整整在水上燃烧了3个多小时。
据美国环球航空公司副总裁称，机上共有228人，其中210名乘客，18名机组人员。事故发生后，美国联邦调查局、联邦航空管理局、美国海岸警卫队、纽约州政府及市政府和警察局迅速投入营救工作。政府派出C·130运输机向出事海面投下大量的救生筏和救生圈，纽约市也派出了潜水员及船只。但至18日凌晨1点，从现场营救指挥部传来的消息称，一些被严重烧焦的尸体被运到岸边。从现场情形看，228名人员将无生还的可能。这是继5月份以来的美国民航的第二起空难事件。5月11日，美国三角航空公司的一架DC·9客机在迈阿密附近坠毁，使130多名乘客和机组人员遇难，这起事故一度引起人们对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的指责。在政府对航空安全问题尚未来得及作出彻底反应之时，昨晚又一起空难接踵而至，令全美震惊，纷纷称这是个悲惨而难熬的夜晚。
环球航空公司发言人在当晚23时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说，目前还不清楚空难的原因，不过，不能排除这是恐怖主义分子所为。因为这种机型的飞机有良好的飞行安全记录和可靠的发动机。据波音公司宣布，这架飞机是1971年支付使用的。但美国一位高级警官称，由于即将举行的亚特兰大奥运会和上个星期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来访，警方对安全防范已非常严密，他们不愿将这起事件与恐怖分子联系起来。美国政府发言人也声称，飞机起飞前他们未接到任何恐怖分子的警告或是对这起事件负责的情报。
美国海岸警卫队官员说，目前已有6架直升机、3艘快艇和3架海军飞机赶赴出事地区参加救援和搜寻工作，现在已打捞起飞机残骸和100多具遇难者的尸体。
到记者发稿时为止，营救工作尚在进行之中，美国几家著名的电视台CNN、CBS等还在进行实况转播。不管调查结果如何，这起空难事件将引起美国政府对国家航空安全问题的彻底检讨，同时，这次事件也给次日在美召开的奥运会蒙上一层阴影。

2000年7月17日，日本东京地方法院以杀人等罪行判处奥姆真理教头目丰田亨和广濑健一死刑，判处杉本繁郎无期徒刑。
在17日的公审中，3名罪犯承认自己在东京地铁沙林事件中所犯下的罪行。丰田和广濑两被告承认自己接受奥姆真理教头目麻原彰晃的指示，到地铁中散布沙林毒气、制造杀人事件等罪行。杉本也承认在此事件中开车接送被告和运送沙林毒气等罪行。
1995年3月20日，日本奥姆真理教在东京地铁制造了沙林毒气事件，致使12人死亡，数千人中毒。事件发生后，日本警方多次搜查了奥姆真理教的各处设施，并逮捕了以麻原彰晃为首的奥姆真理教大小头目。

以下是新华社2002年5月29日播发的长篇报道：
●胆大包天策划瞒报
2001年7月17日凌晨3时许，南丹龙泉矿冶总厂拉甲坡矿发生特大透水事故，致使在拉甲坡、龙山和田角锌矿井下作业的81名矿工遇难。
当天早晨7时许，拉甲坡矿矿长黎家西打电话给黎东明，说矿下出了很大的透水事故，估计死了很多人。
然而，直到下午17时，黎东明才第一次把事故情况报告给当时分管南丹矿业的县委副书记莫壮龙。此时，距事故发生时间已过了14个小时。他请求县里不要上报，由龙泉自己处理，保证不会出事。莫壮龙对黎东明说：“此事报告到我这里就到此为止，不要再向其他任何人报告。”21时，龙泉总厂副总经理王国亮受黎东明指派，找到莫壮龙和当时分管南丹矿业的副县长韦学光。王国亮说井下确实出事了，“大概有40多人去(死了)”。莫壮龙和韦学光问“还有没有人有生还的可能 ”，王国亮说“没有”。
莫壮龙当即向万瑞忠汇报，而万瑞忠并没有表示立即组织排险抢救，只是说“你们搞清楚情况，我先跟唐县长商量一下再说”。
尔后，万瑞忠当面告诉了唐毓盛有关事故的情况，二人深感事故重大，一是“弄不好大家都死定了”，二是“如果龙泉被查封，南丹县的财政收入受极大影响”，于是都流露出瞒报的意思。万瑞忠交代唐毓盛，了解清楚龙泉矿是否有把握做好内部封锁消息的工作再做决定。22时，唐毓盛打电话给莫壮龙，要他和韦学光负责详细打探有关情况。
7月17日一天就这么过去了。四名“县太爷”中竟没有任何人提议组织排险抢救，而是忙着策划怎么瞒报。至此，骇人听闻的悲剧就这样拉开了序幕。用万瑞忠后来的话说，“从那时起，我们已经走上了犯罪道路”。
●里应外合掩盖真相
7月18日一上班，万瑞忠和唐毓盛就通了电话，约定晚上4人秘密商量有关事故处理的事情。晚18时许，莫壮龙、韦学光约见黎东明。黎东明说矿下可能死了70多人，并急切地问莫壮龙“是否上报”，莫壮龙问黎东明：“如果不上报，你内部一定稳得住吗？”黎东明把胸脯一拍：“完全能够，但是外面和上面就无能为力了。”莫壮龙交代黎东明：“死者家里困难的可以多给一点”。黎东明答道：“你放心，这点善心我还是有的。”
当晚，万瑞忠、唐毓盛、莫壮龙、韦学光在万瑞忠办公室召开碰头会，4人先后表态。
韦学光说，目前龙泉表面看起来很平静，死难矿工尸体沉在井底，很难发现，一点也看不出发生了事故，看来黎东明有能力自己摆平这件事，龙泉自己处理事故的方案是可行的，我同意。
莫壮龙的意见是：龙泉是可靠的，不会出什么问题，还是由企业自己处理算了。
听完他们的汇报，南丹县两名党政“一把手”终于定夺。
唐毓盛说，由龙泉自己处理的方案可行，他要求莫壮龙、韦学光督促黎东明做好内部善后工作，防止消息泄露。
万瑞忠最后“拍板”：一是事故由龙泉自己处理，县里不往上报；二是由莫壮龙、韦学光与龙泉协调，主要任务是防止消息泄露，同时密切关注社会上的议论；三是如果上级机关知道了，就说龙泉从没有正式的事故书面报告，把责任全推给龙泉，责任由黎东明自己承担。
由此，“里应外合”的瞒报计划全面制定并迅速实施。
22日晚20时，4人又在南丹县委招待所碰头。莫壮龙、韦学光说，外面已有事故的传闻，住在矿区搞整顿的自治区整顿大厂矿业秩序工作组副组长赵桂华听说后，已经派人去调查了。另外，龙泉已经安顿好了死者家属。听完汇报后，万瑞忠交代，一定要保证消息不能泄露，大家的思想和口径一定要统一，责任一起担。万一出了事，我们从没开过会，你们什么也没向我说过。他还“教”莫壮龙和韦学光：“找赵桂华商量，明天与自治区工作组开个通报会，看赵桂华怎么说，如果他掌握了情况，就把事情抖出来，如果没有，就继续隐瞒。”
23日，万瑞忠主持召开南丹矿业秩序整顿通报会，自治区和河池地区整顿工作组与南丹县分别就有关情况作了通报和汇报。万瑞忠“投石问路”对赵桂华说：“在矿山治理整顿期间千万不要出什么事，最近外面传闻龙泉发生了大事故，你们调查的结果怎么样？”赵桂华说：“经过调查，矿井下只发生了严重透水，没有人死伤。”万瑞忠接过话茬：“要是真有其事大家就死定了！”赵桂华说：“要死首先是我死！”
万瑞忠等人终于吃了“定心丸”，他们更加肆无忌惮地欺上瞒下。从7月下旬到8月初，万瑞忠、唐毓盛等人多次以书面或口头向上级汇报调查结果时，一直称发生了严重透水，但是没有事实和迹象证明有人员伤亡，传闻造成重大伤亡事故是没有事实依据的。万瑞忠特意叮嘱唐毓盛、莫壮龙、韦学光三人：“如果实在被逼到最后‘防线’，最多只能说公安部门调查发现有一人失踪。”
28日，河池地区有关人员到南丹听取事故调查情况的汇报，唐毓盛仍然把过去的汇报“拷贝”并“重播”。黎东明也参加了汇报。就在他的81名矿工的尸体被泡在矿井下长达11天的时候，这个每天念佛吃斋、被称为“有善心”的亿万富翁对调查人员信誓旦旦：“我们龙泉的矿山碰到过10多次透水，从没出过事故，我们很注重安全管理，每个矿窿都有专职的安全监察员，我从没听说有伤亡和失踪的事。”
“7·17”事故已经引起党中央和国务院的密切关注，万瑞忠等人还是死不回头。8月2日，在万瑞忠主持召开的县四套班子会议上，唐毓盛说，听说事情已经惊动了中央，但我们还是没有发现发生重大事故的事实依据。万瑞忠更是以“老大”的口吻发话：“今天我到现场看了，很平静，没有一点发生事故的迹象，直到今天为止，我仍没有接到任何事故的文字汇报，自治区、地区和县里反复组织调查，也是这个结果。”他要求大家不要听信、参与传闻，做好自己的事。
●不择手段封锁消息
就在万瑞忠等人欺上瞒下的时候，黎东明一伙人在县主要领导的默许甚至授意下，不择手段、绞尽脑汁封锁消息，企图将事故真相与81名死难矿工的冤魂一道埋进漆黑的矿井。
7月18日万瑞忠等4人碰头会后，莫壮龙、韦学光与黎东明会面，一再嘱咐要做好善后工作，防止消息泄露。黎东明马上交代龙泉副总经理韦家农和拉甲坡矿矿长黎家西，指示其“一定按县委的布置去做好内部善后和保密工作”。7月17 日、19日和26日，韦家农和黎家西在拉甲坡矿分别三次召开班长、工头、安全员以上管理人员参加的会议，要求与会人员不要泄露事故真相，并分工做死难者家属和民工的“保密工作”。
黎东明拿出400多万元用于死难者的赔偿，派手下分头到贵州独山、荔波和广西都安、宜州等地遇难者家中慰问。他们还把家属接到秘密地点协商赔偿事宜，超常规给每名遇难者家属5万元到6.5万元不等的赔偿，企图用钱堵住家属的嘴，并威胁：有人来问，不要乱讲，如果讲出去，什么困难都不帮解决。此外，他们在做矿工“保密”工作时还威胁：谁也不许说出去，如果上面知道事故情况，企业被查封，大家都要丢饭碗。
26日，受黎东明指使，韦家农、黎家西等人找来等一批矿工，给他们每人3000元钱，要求他们：如果有人来问，就讲没有发生事故，没有人死伤。次日，韦家农还进行了抽查，对他们的表现很满意。往后，当公安及有关部门人员到拉甲坡、龙山矿调查时，这些人多次谎称“没有伤亡事故”。
27日，龙山矿在抽水时发现两具死难矿工尸体浮出水面。龙泉有关人员及两名民工悄悄将尸体连夜拉到外地火化，事后给每个民工360元，交代他们不要泄露。
31日，黎东明打电话给黎家西，指示他赶快想办法转移从矿难中出来、还在南丹住院的伤员。黎家西等人连夜赶到南丹县中医院和县人民医院，动员并出钱贿买伤员离开出院、离开南丹，交代他们不得跟其他人讲发生了事故，并威胁：如果乱讲就不发工资。
事故发生后，矿工花名册被篡改。当新华社社记者在拉甲坡、龙山矿向矿工们询问事故情况时，矿工们竟然众口一词；“我们不知道，我们都是刚来的。”黎家西等所有管理人员都矢口否认发生了伤亡事故，拉甲坡安检科科长苏锦干脆说自己记忆差，“记不清”。
●瞒天过海罪责难逃
法庭上，公诉人问万瑞忠、唐毓盛：作为南丹县的党政“一把手”，当得知事故发生的消息后，应该怎么做？万瑞忠和唐毓盛都回答：按规定，应马上向上级汇报，并到现场积极组织抢救。既然这样，他们为什么明知可为却偏偏不为呢？
庭审中，万瑞忠用几乎呜咽的声音交代了瞒报动机：“我首先没有处理好党和人民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关系，当事故发生后，先想到的是个人利益，丧失了一个党员干部的根本立场。2000年的‘10·18’垮坝事故(南丹大厂矿区一处尾砂坝崩垮，造成29人死亡和失踪)已经惊动了党中央、国务院，去年5月刚对事故责任人处理，7月份又发生更大的安全事故，我想如果报上去大家肯定死定了。所以我们抱着侥幸、投机心理瞒报。其次没有处理好全局和局部的关系，我担心上报后，上级要大力治理整顿查处矿山，这会影响南丹的经济发展。”
唐毓盛的瞒报动机几乎与万同出一辙。
其实，他们“不敢上报”还有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据公诉人指控，万瑞忠在担任南丹县委书记期间，利用职务便利， 18次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合计人民币321.5798万元，并为他人谋取利益，涉嫌受贿罪；唐毓盛在担任南丹县常务副县长、县委副书记、县长期间，利用职务便利，先后14次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合计人民币44.52万元，美元1000元，并为他人谋取利益，还伙同他人挪用公款95万元。如果把事故报上去，上级机关追查下来，他们害怕“老底”被翻出来。
玩火者必自焚，等待万瑞忠、唐毓盛等人的是法律的严惩。
另：
2002年6月5日上午，广西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对南丹"7·17"特大透水事故系列案件中的万瑞忠、唐毓盛、莫壮龙、韦学光等4名被告人作出一审判决。原南丹县委书记万瑞忠被判处死刑；原南丹县长唐毓盛被判处有期徒刑29年，决定执行20年；原南丹县委副书记莫壮龙被判处有期徒刑11年，决定执行10年；原南丹县副县长韦学光被判处有期徒刑14年，决定执行13年。

2001年7月17日上午8点，在上海市沪东中华造船（集团）有限公司由上海电力建筑工程公司承担的600吨门式起重机在吊装过程中，发生下坠特大事故。
　　事故发生后，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同志非常重视，当即对抢救、善后和事故调查工作做了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市委书记黄菊同志率上海市党政领导、公安消防干警和医护人员等迅速赶赴事故现场进行抢救。国务院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国防科工委、全国总工会、中国船舶工业集团公司的领导也及时赶赴事故现场，会同上海市领导开展善后及事故调查工作。
　　目前现场清理工作基本完毕，事故造成36人死亡，3人受伤。

１９３５年７月１７日，作曲家聂耳在日本鹄沼海滨游泳时，溺水身亡。
　　聂耳是云南新兴人，１９１２年生，１９２７年考入云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１９３０年到上海，次年加入明月歌剧社。１９３２年入上海联华影业公司。１９３３ 年初加入中国共产党。１９３４年进百代唱片公司，组织百代国乐队。今年１月重 入联华影业，任音乐部主任。４月取道日本，准备去苏联及欧洲学习。
　　聂耳先后写有《码头工人歌》、《毕业歌》、《大路歌》、《新女性》、《义勇军进行曲》等３０余首歌曲。其中《义勇军进行曲》于１９４９年９月２７日经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决议，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国歌未制定前的国歌；１９８２年１２月４日，经全国五届人大五次会议决议，正式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1920年7月17日，天津被捕学生周恩来等无罪获释。
　　1920年1月29日，周恩来等天津各界代表20余人因抵制日货，抗议军警暴行而被捕。半年来他们在狱中坚持斗争，曾以绝食抗议警厅的非法待遇。为营救被捕代表，天津各界也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并得到全国人民的声援。
　　7月9日，天津学生联合召开临时紧急会议，一致要求公开审判被捕天津代表，若不能得到完满判决，天津全体学生誓作最后牺牲，与黑暗势力相搏斗，并发出警告全国父老书。
　　7月17日，天津地方审判厅法庭开庭，被迫宣布被捕代表无罪，当场释放周恩来等20余人。
　　天津各界代表组织欢迎，将嵌有“为国牺牲”的银质纪念章佩戴在代表胸前。工商界举行欢迎会，周恩来报告了狱中情况，各界代表致欢迎辞。